85岁女院士的“蛮劲”——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添加日期:[2019-02-26 09:32]

  “农业的最终出路要靠生物工程,可是,我们的基因调控‘元件’不够;我们高效、规模化的遗传转化体系太少,战略储备不足……”

  一说起农业、农业生物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云六总是激情满怀,有说不完的话。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言语中透着睿智和倔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相信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已是85岁高龄。

  “先生现在仍时时关注着生物工程的最新前沿信息,为方向把脉,为科研鼓劲,为后学指点迷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所副所长张春义感慨地说。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少差距,要追,要赶,要走到他们前面去!”尽管范云六现在已成就等身,但她很少提及,说得最多的,是我国农业科技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看到差距,努力缩小差距,范云六亲力亲为,带领着她的团队奋马扬蹄。“这种紧迫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范云六的学生、跟随她多年的张春义坦言,自己常常有一种紧迫感。

  不懈地努力,源于要为国家富强出一把力的强烈愿望和使命感。范云六193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7岁那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那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年代,人们过着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这一切长久地留存在范云六的记忆里:国之不国,何以家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感受最深的是,现在国家终于有了国格,人民有了人格。没有国格哪有人格,哪有人的尊严啊!”说到此处,范云六显得颇为动情。一直盼着国家富强的她,终于迎来了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机会。而接下来的两次出国学习机会,更让范云六铆足了劲。

  1956年,经过层层选拔,范云六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跟随导师从事羽扇豆根瘤菌固氮有效性研究,这奠定了她今后从事农作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基础。回国后,她一头扎进研究工作里。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格教授等人首次用限制性内切酶切割病毒SV40DNA和噬菌体DNA,经过连接组成重组DNA分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重组DNA分子。主修微生物的她,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基因工程巨大的应用潜力,率先在中科院开展了基因工程的基础性工作——质粒(一种细菌细胞内独立存在于染色体之外的DNA分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1979年,她又在我国率先建成DNA体外重组质粒,这标志着基因工程在我国诞生。

  “我就是一匹湖南骡子,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赶路,我有这个蛮劲。”范云六说。

  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意思是说,人到了五十岁,一切都造就了,今后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该做颐养天年的打算了。

  然而,对范云六而言,天命之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似乎注定要承担着更多使命。1982年底,范云六从美国回来,当时她已经52岁。也就在这一年,当时的国家科委第一次把基因工程列为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并在“七五”攻关项目中加强力度,扩大研究领域。

  基因工程涵盖医药、海洋、农业等多方面,她当时有农业、环保和医学三个领域可以选择。然而,这个年龄重新确立科研方向,还想干出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到底今后的路如何走?选择什么作为下一步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突破口?

  我国是农业大国。范云六果断选择农业领域作为自己的新主攻方向。1984年,她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创建了我国农业系统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并负责筹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前身),以及农业部农作物分子及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范云六的敏锐和付出得到了回报。如今,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如,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培养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并在我国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首创植酸酶玉米产业化技术,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绿色磷”生产梦想,解决了畜牧养殖业的营养难题……

  “要不是先生的坚持,如今的抗虫棉种子市场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千万棉农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张春义说。当年,围绕引进还是自主研发抗虫棉,争议很大。范云六力排众议,坚持自主研发,尽管当时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抗虫棉市场份额的95%,尽管国内的技术与别人还差得很远。

  张春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当时,孟山都公司中国区负责人找到先生,先生告诉他,“你作为公司员工,我尊重你的职业精神,但是你作为中国人,相信你能理解我的选择,你走吧。”“重点产业核心技术,必须要是自己的,否则会被人扼住脖子。”范云六接过话茬,言语中透着不容置疑。

  “风雨耕耘几十载,犹忆当日报国怀;怜子不失男儿志,红妆更喜春光来。”岁月不断流逝,但范云六的脚步从未停歇,在她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2013年由5家专业性学会共同发起的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成立,她亲自参与科普宣传活动,还利用各种场合呼吁正确认识生物技术,让生物技术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