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
添加日期:[2019-06-04 14:37]

  如果借助历史教科书的经典叙述,认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把其理解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那么《今天》与“历史”几乎同时发生。诚如《今天》创刊号“致读者”的开篇语,“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文学评论》、《收获》等刊物先后复刊,“伤痕文学”等“新的”文学形态大量出现,当代文学似乎“进化”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周期。解析“新时期文学”这一时间的“神话”,② 或者全方位地描述、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是一个过于宏大的任务。本文选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以《今天》为考察的中心,通过描述《今天》如何指认“他者”、如何建构“自我”以及《今天》如何面对内部的秩序化、“伤痕文学”这一新成规以及主流文学规范等,试图透过淤积的“定论”,重返“新时期”众声喧哗的文学语境,尝试着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的复杂与微妙。

  “栅栏”未必仅仅是对“专制”的“隐喻”。对于《今天》,一个饶有意味的可能是,“栅栏”在原初的含义上,标志着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作为一本新生的杂志,《今天》首要的任务,是要建构一个清晰的自我形象,通过自我想象与命名,在文学场域里获得合法性。饶有意味的是,《今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是把“自我”想象成一个“挑战者”的形象,指认“世界”为“他者”,通过批判对象的确立来想象自我、确定自我。“栅栏”,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自我”与“世界”的想象与指认,这一空间化的对峙,转化成时间上的线索,则是“今天”与“过去”的“断裂”。由于是以对“世界”的批判来确立自我,在《今天》那里,“今天”其实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存在的只是对“过去”批判的“今天”,而不是具体可感的当下生活。借用杨庆祥的看法,“今天”被搁置或者说被“取消”了。⑥

  因此,《今天》对“今天”是无力言说的,北岛等讲述的不是“今天”,而是从“过去”转化为“今天”的过程。套用《今天》的比喻,不是讲述“黎明”,而是“黎明”从“黑夜”中转化。“但是那秘密的黎明,依然要从它黑暗寂静的深处升起”,[1] 或者,“这是一小片晴空,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2] 北岛在“致读者”的概括中非常明确:“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3] 1

  “黎明”从“黑夜”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转化,而且还是残酷地“在血泊中升起”,使得“自我”与“世界”构成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诚如北岛著名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4] 31或者,如《无题》中的句子,“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世界”的回应,在《今天》诗人们的笔下,往往是举枪恫吓,以死亡相威胁:“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与笔”[5],“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我的衣襟缓缓飘动/像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6]

  面对想象中的“世界”的声音,《今天》的“回答”总是激越的,甚至近乎宇文所安所批评的“滥情”⑦。舒婷的句子颇有代表性,“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理想使痛苦光辉”,“你的位置/在那旗帜下”[7] 在夸张的对话张力中,《今天》诗人们书写着面对“野蛮”的“世界”,“个人”捍卫着“理想”“自由”等一系列大词的悲情,自我形象最终被定格为一个巨人式的悲剧英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4] 32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思路,它假定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福柯曾指出现代权力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生产性”(productive)的,主体不过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⑧《今天》划定的“栅栏”,固然有隐喻着“自我”被压制的意味,但同时也是把“世界”放逐于“自我”之外“栅栏”之内,成为脱离“历史”知识谱系的未被“肮脏”的“权力”玷污的“飞地”。因而,在《今天》的文本中,这个“自我”其实是“完整”的或者说“空洞”的。诗人们书写的内心痛苦不是“自我”分裂的痛苦,而是“自我”对抗“世界”的的痛苦。试比较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今天》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派”,与之存在着微妙的差异。⑨

  《今天》所注重的“我们这代人肩上”的“艰巨任务”,依然是“反映新时代精神”。如“致读者”所写到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3] 1

  而个体的“生存意义”与“自由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中,如徐晓描述的,“自由的意志与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8] 387

  在这里,《今天》建构的“自我”形象,有意或无意中提供了一个“新人”的方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的面向“现代化”的“新人”形象相比,有交叉,更有分歧。在新时期文学的语境中,“自我”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高度文学化的政治问题。在通过分析《今天》的自我想象与指认,简单清理《今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之后,本文尝试把《今天》纳入到“新时期”的文学格局之中,梳理《今天》作为“同人刊物”如何应对自身的规范化、秩序化,如何面对“伤痕文学”这个新时期“第一个重要成规”,如何应对主流文学规范。从这样的三个角度,尝试着深入新时期文学话语秩序的内部,探寻其中相互冲突、磨合、转换的话语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努力还原“新时期文学”如何建构与发生。⑩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并不意味着只能选择“文学”或“政治”。把“文学”与“政治”本质化,这样的思路值得商榷。(12) 就《今天》的选择而言,与其说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毋宁说是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谨慎的立场与激进的立场的分裂以及后者最终取得了控制权。如徐晓的描述,“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8] 3851979年初,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今天》这一“同人刊物”出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内部产生分歧乃至分裂,其他编委退出,北岛、芒克重组编委会。从这一事件或可看出,《今天》如何面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及这一选择最终还是选用了“历史”的“方式”。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次民刊的联谊会。北岛曾回忆到,“《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旋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11] 335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黄锐,如芒克的描述,“与会者商量联合举行一次抗议活动,黄锐捏不准分寸,没敢在决议上签名。我知道后不以为然,又赶过去,没犹豫就把名签了,然后在编辑部通报了此事。”[12] 345北岛认为,“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第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11] 335芒克回忆到,“除了北岛和我,其他人都不主张参加这次活动,认为《今天》是文学刊物,不应该加入政治活动。而我认为,民刊的命运是共同的,如果取缔,不会独独留下《今天》,因此必须相互支持,一致行动。”[12] 345当时《今天》一共有七位编委,(13) 除北岛、芒克外,其他五位要求“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11] 336芒克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只能代表我一个人,不能代表编辑部,应该就此写一份声明,贴到墙上去。”[12] 345当时《今天》的编委会十分松散 (这往往也是“同人刊物”的“特色”),没有主编副主编等等“权限”的明确分配,双方的意见一时僵持不下、无法统一。“北岛说既然无法统一,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二人退出算了,但保证继续合作。大家沉默。一会儿有人说你们不干了,我们还怎么干?北岛说假如是这样,那就你们退出,我们来干。”“最终他们同意退出,会议不欢而散。”[12] 346

  通过对编委会“改组”的方式,压抑、排斥异质的派别,这既是《今天》面对“历史”做出的“选择”,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的“方式”。“当代”以来,重要的官方媒体如《文艺报》等,编委组成不断调整、变动,通过明确界定主编、编辑的“权限”以及排斥或吸纳不同的元素来“改组”和“重组”,努力适应着政治形势的要求。(14) 有趣的是,被认为是与历史“断裂”的解放后第一家“同人刊物”,《今天》依然选用了“历史”的“方式”来整合“同人”内部的“杂音”,重新整肃刊物的“秩序”。对于“主流文学规范”而言,《今天》这一“异质”内部裂变,同样区分出“主流”与“异质”。北岛、芒克等持激进的立场一方成为近乎吊诡的“异质”中的“主流”。

  编委会“改组”之后的变化之一,就是强化了“主编/编辑”的权力分层与内部秩序。如改组后加入的新成员王捷的描述,“老木头(北岛)说一个杂志要有主编、副主编,那就很简单,大家的意见,自然就是老木头主编、猴子(芒克)副主编、周郿英副主编了。”[13] 芒克的回忆是,“为了使编辑工作正规化,北岛提出设主编、副主编,我支持北岛做主编”。[12] 346新成立的编委会尽管还是七个人,但其他编委地位明显降低,如万之的描述,“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他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甚么职务,正规赌钱软件,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15)

  变化之二,就是通过对新成员的筛选,《今天》不断“纯粹化”,彼此之间趋于一致。对于新加入的成员而言,如徐晓的描述,“他(指周郿英,笔者注),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8] 387“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8] 405

  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激进的立场压倒了谨慎的立场,《今天》也逐渐越出“文学刊物”的藩篱,集会、朗诵、游行,一系列活动已经在历史的云层里酝酿。同时,《今天》的编委会也终于稳定下来,一个相对整齐的团体,进入“新时期”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当时,“伤痕文学”已经隐隐成为统摄嘈杂话语的“主旋律”,《今天》在完成内部秩序的整肃后,即将面对外部新的规范。

  《今天》进入“新时期”文学格局,首先面对着的,就是“伤痕文学”这一正在被各方力量所建构的“经典”。如佛克马、蚁布思的分析,“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16]“伤痕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在于很好地与“历史”互动,回答了如何建立“新时期”叙述这一隐秘的“焦虑”。与“伤痕文学”大致同时出现的《今天》,却提供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二者的分歧饶有意味。

  《今天》对“伤痕文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第1期、第4期发表的两篇文学评论上,分别是《评〈醒来吧,弟弟〉》、《评〈伤痕〉的社会意义》。(17) 两篇评论持激烈的批评态度,(18) 在《评〈醒来吧,弟弟〉》中,署名林中的论者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弟弟这个典型的理解上,我们和作者有着很大分歧。”论者认为,《醒来吧,弟弟》犯了两个错误,“《醒来吧,弟弟》的作者,在这里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弟弟这样清醒的人误解为沉睡的人。”为什么“弟弟”是“清醒”的?论者解释说,“打倒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只是从组织上垮台了,但在思想方法上仍顽固地起着毒化作用。”第二个错误则是,“《醒来吧,弟弟》的另一个不良倾向,就是简单地概括生活现象。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这是不够的。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19)

  基于以上的分歧,《今天》认为“伤痕文学”很“低劣”和“贫乏”。在《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中,署名史文的论者首先承认,“这篇小说的出现,在社会上和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以致于形成了一股新文学的潮流。”但是,《伤痕》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却仅仅是“《伤痕》由于它的应时,也是由于人民对社会悲剧作品的迫切需要,在作品自身之外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多么低劣和贫乏。”论者的依据是,“一篇全部以社会冲突为其情节的作品,竟然没有涉及到这种冲突的任何内在含义。”对“内在含义”的追索,使得论者不接受对“伤口已然愈合”的判断,也不接受对“伤痕如何造成”的权威解释。论者在结尾处写道,“这个时代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问题的素材。他们将能够借助于思想的射线,窥见那颗跳动的、殷红的时代之心,而不是以治愈伤痕为满足。”(20)

  如果说面对“历史”不无焦虑地提问,伤痕文学几乎获得“满分”的回答是“伤口”已经愈合为“伤痕”,而且这“伤痕”是“”这“万恶之源”造成的;那么《今天》执拗地回答说,“民族的灾难已经过多/人民的伤口无法愈合”。[17] 徐敬亚一篇被《今天》第9期转载的评论认为,我们应该“理解他们那至今尚未愈合的伤口”,“公正地评价他们的思索”。(21) 或如《今天》不无骄傲地自供:“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过了喊痛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着鲜血的色泽与成份,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18]《今天》的自我期许,倒接近于“伤痕文学”要“唤醒”的那个“弟弟”。《今天》强烈称赞这个“弟弟”的形象,“弟弟不愧是一个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恰恰反映了沉思的一代人内心中最有活力的一面。”“弟弟倒是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忘掉对社会现象矛盾加以清醒的认识。”《今天》据此不无意味地说,“打倒后,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19] 36,47

  或许可以说,《今天》与“伤痕文学”的重要不同,在于提供了不同的“新人”形象。这一典型以及其所反映出的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对“新时期”性质的歧异判断等,考验着“成规”的限度。当时不论是刘心武还是卢新华,对于《今天》的抨击并没有什么反应,《今天》毕竟是一份民刊,其影响和地位不足以构成“压力”或“对话”。但是,如李杨指出的,“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20]“伤痕文学”背后的一整套“干预、制约、控制”文学的“规范”对“异质”是难以容忍的,新时期文学任何分歧错乱的可能性都要被“历史”的“必然性”所统摄。《今天》陶醉于影响的不断扩大,兴奋地表示着“在这被风沙掠夺够的荒漠上,要唱出一块潮湿芬芳的绿洲。”(22) 他们未必发现,这荒漠的上空,阴云与雷霆已然在集聚。

  回到本文的开始部分,《今天》的出现确实生逢其时。“国家政治目标的重大调整和重新确定,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巨大潮流。”[21] 如北岛所说,“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1] 339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渐趋稳定,高层权力格局的重组,新的指导方针、工作重心逐渐形成“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2] 180-181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22] 181

  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今天》的“言”(文学表达)与“行”(政治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违逆了“新人”的设计方案。(23) 如果说,“伤痕文学”的写作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23] 27《今天》则拒绝这一套“新人”的行为手册与行动指南。孙绍振概括为,“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和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24]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今天》“自我”与“世界”的想象与指认,意味着他们的文本放逐了“世界”以及“世界”的一系列宏大指涉,如“人民”、“时代”、“传统”、“现实生活”等。(24)

  此外,就如何阐释这一历史转折,今天采取着“向后看”的态度,“不合时宜”地“走向冬天”。旷新年曾指出,“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传统和背景。”[25] 就此而言,如何描述“新时期”对于“文革”而言的“断裂”与“转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卢新华认为,“我感到需要王晓华这样的形象,帮助人民总结广泛的社会问题,澄清、在我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而这一点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社会更为必要。”[23] 24-25而《今天》认为,“打倒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19] 45-48北岛的句子或如一个隐喻:“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绝不回去/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26] 26或者,“假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我怎么能说/道路就从脚下延伸呢?”[27]

  《今天》的政治实践更是越出了“规范”的“限度”。除了出版杂志外,《今天》开展了若干活动。1979年4月和10月,《今天》在玉渊潭举行了两次诗歌朗诵会,第一次朗诵会各个政治性民刊的编辑也参加了;(25) 第二次朗诵会更是如北岛回忆的,“我们这次朗诵会有很明显的挑战色彩。因为我们特别加上了政治性特别强的诗。”[11] 339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抗议第一次“星星画展”被取缔,在三十周年国庆的时候,《今天》和《四五论坛》还共同发起了一次抗议声援游行。

  对“规范”而言,《今天》“异质”的“言”与“行”必然需要整肃,大的背景则是对民刊这一类“同人刊物”的查禁。如芒克的回忆,“自1980年上半年起,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1980年夏,民刊纷纷停办。”有所变化的是,“主流文学规范”对《今天》采取的策略,很少采用简单粗暴的批判,而更接近于刘禾的分析,“自我合法化不得不同时消解他者的合法性,这常常需要用自己的措辞来虚构他者的语言,而不是对他者的声音进行实际的压抑。”[28] 基于此,“主流文学规范”的策略,是试图控制对《今天》乃至对“朦胧诗”的理解与阐释通过主流刊物对不同作者、作品的筛选,以及对同一作者“代表作”的命名,指认《今天》的“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作者中相对“边缘”、“支流”的舒婷,反而“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会。”[29] 190她的《致橡树》等不久就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且诗集《双桅船》获得了第一届全国新诗优秀评奖的二等奖。如洪子诚、刘登翰指出的,“在80年代初,主流诗界大体上能接受她的作品,尤其是思想、情绪积极、昂扬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这类诗受到较高评价。”[29] 204然而,《今天》的主要作者如北岛等,迟至1986年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在《诗刊》的出现“频率”上也低于舒婷。不仅仅是对不同作者的筛选,就舒婷而言,不同作品受到的待遇也完全不同。“她的另一部分诗,也受到批评,如《流水线刘登翰曾引用了一段对舒婷的批评,很能代表“主流诗界”的看法:“如果舒婷还是照过去的方针办,或者咏物写景吟树、咏梅、歌清晨、颂夜晚;或者往来酬答寄你、赠他、致朋友、送爱人,人民是不会满意的。”[30]

  故而,为了控制命名与阐释的权力,首先要统一“阵地”“同人刊物”一类难以控制的民刊必须停刊。“1980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法令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要求《今天》杂志停刊。后申请注册复刊,不被允许,12月再次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26] 3尽管《今天》有短暂的抗议,如万之的描述,“第一条决定是写一封公开信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正式注册,争取刊物合法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第二条是成立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在刊物不能注册正式出版之前,以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为名。”但是,“面对北京公安局的最后通蹀,我们能做的选择就不多了。”(26) 此外,由于《今天》的作品逐渐被官方刊物接纳,作协也答应进行利益上的补偿,《今天》停止了抗议。(27) 1980年9月,《今天》停刊。